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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内部趋于平稳，但从整个大汉而言，却不能简单地用“天下无事”来形容，偌大的一个帝国，每月每日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化。

    当然，最“热闹”的还得属大汉诸边，越是偏远边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东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边，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

    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为兖国公、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简单快速，平淡如水，稍微血腥点的是，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

    这件事于大汉而言，只是微澜一起，但传到东京，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

    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敢反叛。

    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这可是在夏州，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

    更可恨的，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这就触犯逆鳞了。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这突然爆发的反叛，简直是打脸。

    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从定难军归附开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偏偏是党项人，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

    这说明什么，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仅靠迁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

    过去，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领、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淡化，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朝廷的汉化政策，只是一个引子，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道理。但作为统治者，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尤其是针对党项人，他的忧国忧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认为，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没有将其彻底驯化。

    在国家大局面前，党项人，具体地来讲，党项首领们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杀，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

    因此，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下诏褒奖，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不负兖公之爵，该当重用。而这一个评价，也基本能够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

    同时，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要求各边地官府，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要严防部民反复，夏州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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