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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满春光，疏柳映新塘。

    正月过后，春天很快将苍茫的燕赵大地染上一片生机黯然的绿色。

    枯寂了一个冬天的老树终于盼来了和煦的春风，新嫩的枝芽冒出了头，有很快在春雨的滋润下长成了叶。树叶努力伸展着腰肢，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的能量，又将着能量暗暗积蓄，为花骨朵的绽放默默积蓄着，只待那一刻！

    赵国的新政也随着春天的脚步，传遍赵国的五郡之地。

    田单带着三百亲兵已经到上党郡接手十万大军；

    李义也从郑新和王樯的手上分别接管了上党郡和野王城，成了扩大版的上党郡的第一任的郡守；

    卸下郡守之任的郑新，回到了邯郸之中，任工部右侍郎行尚书事；

    将野王城打造得如铁通一般的王樯在接令后，领着上党的三万大军，回到邯郸，在与赵括一通夜话后，随即领着乐间和被赵启一番挑拣之后的两位五千大军北上接管代地。

    廉颇也在布防好蓟城之后，启程回到了邯郸城中，加入了内阁，推行军队中的新政改制，而他的归来还顺便给赵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李牧带着五万大军，按照任武趟出的路线，已经开始扫荡东胡，相信不久便会有更好的消息传来。

    邯郸城中，众人一直好奇的大型建筑物，也在新政颁布之后，解开了神秘的面纱。

    “求贤馆”三个大字，在赵括的拉动下，缓缓从红布中挣脱，金灿灿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一篇《求贤令》，更是让刚刚开馆的“求贤馆”一下子蹿红，其声誉甚至直逼全盛之时的齐国的稷下学宫。

    作为劳苦功高的平原君，为了“求贤馆”而担了许多污名，虽然无伤大雅，如今开馆，却也自然要借此机会洗刷一番，其最好的方式，便是宣读此影响深远的《求贤令》了。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唯才是举”是《求贤令》的中心思想。

    已经有所打破人们的认知了，无论何时何地，尽管再龌龊之所在，依然宣扬着“德”之用也，不说德在才先，也至少是德才兼备方可。

    当然了，话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嘛！懂得都懂。

    什么商鞅、什么范睢啊，刚去秦国之时可都没有啥好名声，别说德行了，几乎就差被人追着骂人渣了。但架不住人家有才啊，有才就用啊！用了还真就有疗效。一个两个都有疗效后，秦国也就更加坚定了唯才是举的路子。

    当然了，背靠秦国之后，即便是无德之人也自然变成了因才被妒，从而遭受到了迫害和冤枉，秦国自然要为自己的臣子讨回公道。于是一个两个都成了德才兼备之人，而秦国的用人自然依旧是“以德为先”！

    然而民众的也不是瞎子，千金马骨的例子，就那么明晃晃地在那里摆着呢！于是，六国之间，不管哪里有不得志的士子，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秦国。即便秦国那里说的依旧是“以德为先”。

    赵括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尤其要跟秦国争夺人才。怎么办？人家可是奋几世之功，从商鞅那儿奠定的民心基础，自己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慢慢树立形象。

    索性，将所有的规矩推翻，直接明牌，咱就是要人才，无论是否有好的名声，只要你有才，你就来吧！咱这儿待遇绝对满满的诚意！

    若说去秦国还有些犹豫，毕竟虽有先例在前，但流传的都是故事，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有才就行，毕竟故事里人才都是招到嫉妒被栽赃的，自己过去可不一定能行啊！

    但如今的赵国却给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要是有的选择，赵国或许才是更为稳妥的选择不是？

    当然，这样的做法绝对是“功在当下，乱在千秋”。一旦“论才不论德”的选人用人制度形成传统，在想要掰正过来，非花费百倍千倍代价不可。

    这还是咋赵括一朝进行纠正的前提下，若是赵括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将用人制度改变，遗留到后人手中，一句“祖宗成法”，又将平添千百倍的难度。

    平原君和赵禹不止一次地劝阻赵括，希望修改《招贤令》，都被赵括无情地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赵括知道，虽然自己的到来稍稍地改变了历史，但秦吞六国之势未变，与秦的决战也就在十几二十年之后了，他必须饮下这杯鸩酒以缩小与秦国之间的差距。当然若能灭秦而一统，这杯鸩酒也不是没的解。

    虽然赵括打定了主意，但这些话却无法跟两位阁老说。怎么说？难道告诉他们，再不抢人，秦国就要灭了咱了！

    最终，还是吕不韦看出了赵括的想法，方才对平原君与赵禹道出了根本的原因：“今六国之形式，百年内恐有大变革也！当此大争之世，国之不存，礼之存焉？”

    当然这样的做法在他国的君王和大臣眼中，无疑是短视之举。而这样“短视之王”的判断，却也正适合赵括所想在其余国家眼里树立的“昏君”形象。

    若说“唯才是举”小小地撬动了战国人才的基本面，那么接下来赵禹接下来对“才”的解释，则是对基本面的颠覆。

    “能治郡县安黎民者曰才；能提枪上马而战者曰才；能种田多亩多产者曰才；能改良器械增程增力着曰才；能货通有无增长财货着曰才......但有超出常人而利于国家者，皆可称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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