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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二十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六十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树杈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

    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慌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也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

    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二字啊！

    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

    大爷大声冲她耳说：“是他老哥！”

    我问大娘：“看望的是你们什么人啊？”

    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

    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

    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溃了毅忍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忆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

    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

    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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