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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是枯燥的，尤其是大量数据每一条都要分析的时候，这种枯燥的感觉就更为强烈。ai在这种时候确实帮不上忙——它们通过大数据的培训，会把那些数据里的微小差异做节当成噪音或者实验误差排除掉。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人脑这种通用性极强的设备好用。

    将数据可视化之后，唐庆隆很快就挑选出了统共十二组，一共四千一百七十六个异常数据。

    “这个进展让我有点诧异。”分散研究开始第二天的组会上，唐庆隆向大家通报了自己的研究进展，“虽然还不好确定这些数据里就有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但是这个概率我个人认为还是很高的——这些数据并没有得到过相应的分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始数据自从收集了之后就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毕竟各个实验组的目标数据都不一样嘛。”组会因为选在了早上，所以大家基本是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在交流。而杨建民吃着包子搭话道，“我们也整理了一下病例报告，发现了一个可能是量子释能综合症报告——比大崩溃的首次集体发作早了三年。”

    这份病例报告来自于军队战地医院的潦草记录，当时北欧到中东欧区存在着六个“热点”地区。这些地区反复出现武装摩擦甚至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由于参与冲突各方的组织混杂，且伤员人数众多……大部分战地医院的医疗记录都非常潦草。

    简直比骨科医生写的肾内科病例还让人看不下去。

    只不过，杨伟民还是在一份记录中找到了一点让他感兴趣的东西。首次大崩溃导致的伦敦邮局集体自杀发生的三年前，在萨瓦图雷东南约七十五公里的战地医院里，当地武装组织医院收容了一名伤兵。

    由于无人机的袭击，伤兵所在的整个排只活下来六人。其中伤势较重的四人在后撤时，因为出血死亡。一人只受了皮外伤，经过缝合后已经出院、

    剩下的这位上等兵病患情况相对比较麻烦，他的双腿被无人机爆炸所发射的破片打成了筛子，但是上半身的主要器官基本没有收到什么损伤。

    在后撤到战地医院并且完成了截肢后，他的命算是保住了。可在截肢手术后不久，上等兵就开始出现了严重发热——他的体温一路飙升到了四十一摄氏度。

    为上等兵截肢的麻醉医师迅速作出了“可能是恶性高热”的判断。但是在战区里，想找丹曲洛林的难度比在这里寻找到一个不同民族而不相互敌视的社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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