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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龙的进化论还只是在喜好科学理论和谈玄论道的文人之中引起反应，而他在京营之中提出的军事经济学理论，更是在京官群体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兵部尚书王世扬那天在京营之中听王文龙讲了军事经济学的几个理论之后，回去就跟兵部中的官员宣传，大家越讨论越觉得王文龙的理论对于大明有用，于是王世扬专门去请王文龙到兵部来坐坐。

    　　王文龙的那点军事经济学理论纯是无聊时翻网页看到的，只有理论知识，结合现实一谈妥妥露馅，他哪敢去兵部？王文龙索性将自己所知的军士经济学相关内容写了一大篇文章送回给兵部官员。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发展的最后一环，在这时，军事学理论被称作“兵学”。

    　　明代兵学在历史上其实相当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学，他们只研究将帅之学，“言必称孙子”，重视所谓“权谋”，至于打仗则被认为是武官的责任，文人并不感兴趣，哪怕是专业的史官记录战争过程也经常一通乱写。

    　　到了明代，由于识字率的提升以及文官实际上大量参与了作战指挥，兵学开始由“重道”转向“重术”和“重器”。

    　　大量的明代文人开始研究战法战术，还有不少文人热衷于新式武器的研发，造枪造炮。

    　　不过大量从没打过仗的文人的加入，也使得明代的兵学研究经常跑偏。后世的张之洞评论明代兵学“诡诞不经”“多空谈”便是由此而来。

    　　“由术而器”只是中国兵学发展的过渡阶段，原历史上兵学的下一次大发展要到清代末年，当时面对洋枪洋炮的威力兵学家们延续了一段时间的明代“重器思想”，认为只要造出同等水平的枪炮就能打败洋人。

    　　但后来清末兵学家却发现，传统军队和西方现代军队的差别并不只在武器上，而是训练思想战术思想的全面落后，于是中国兵学进入下一个“由器而术”的循环，在战争的探索之中，许多中国军事家提出自己的作战思想和理论，并最终塑造了一支在技战术、思想理论上都能和各国联军较量的铁军。

    　　军事经济学就是“由器而术”时代诞生的军事理论，在还没完成“由术而器”转变的晚明，军事经济学的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版本平均水平。

    　　甚至王文龙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东西有多强大。

    　　王文龙把自己所看到的军事经济学内容写了一篇大纲式的综述往兵部送去，兵部武库司的官员们打开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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