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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可前拿着一张《鲁中社谈》急急忙忙跑进湖边凉亭，边跑边说：“中郎，来看看鲁中社的这首诗。”
“鲁中社？那群泰山夫子？”正在钓鱼的袁宏道笑道。
鲁中社作为山东内陆的诗社，创作主张比较落伍，大多数作品都跟着公安派的创作方法亦步亦趋，还学不像。其诗文水平在此时自诩诗坛中心的湖北文人眼里实在排不上号。
“是建阳的词，建阳在辽东写的词，”曾可前感叹道：“正是读之令人寒毛倒竖，其词不在宋人之下。”
袁宏道好诙谐，本来就伸手要接报纸，听说是王文龙写的诗，脸上好奇之色更浓，连忙翻开报纸，“建阳又写诗了？那我可得看看。”
只能说呼仁道和钱世好对于王文龙的词评价还是太低了，他们以为将王文龙的词拿到鲁中诗色去一番分析就能将此诗的内容挖尽，但事实是这就像在二十世纪初把一篇最先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交给一个二流的省级文学社分析，根本分析不透啊！
鲁中社的人越讨论越发现这活儿不是他们独自能干的，索性将诗词刊出，以待有为之士。
《鲁中社谈》是鲁中社的地方刊物，之所以寄到湖北，乃因为此时湖北公安乃是此海内诗坛牛耳，全天下的诗文报纸国办会给公安寄来一份，希望和公安派搞好关系，如果哪首诗词受到公安派的点评称赞，那便极有面子。鲁中社看不透的词，自然也要送到公安来。
袁宏道找到相应版面。
他就见记载《长相思》的报纸内容属于一篇时事小文，文章前面有一大段文言文的描述比王文龙的词还要长，简单介绍了王文龙的成就与几篇诗词作品，接着描述王文龙在金山卫儒学作词的经过，一直到文章的最末尾才刊载了王文龙的《长相思山一程》。
“好词，李后主复生了！”袁宏道读完一遍就忍不住赞美，“虽是宋词，亦不能达此境地。”
纳兰容若的词在文学手法上属于清代“性灵派”，在诗词内容上则是独树一帜的婉约风，不俗不媚，在后世就是被人比之于李后主的。
诗词上将一个作者比之李煜从来没有贬低之意，因为李后主对于词作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袁宏道回到湖北公安标识着“性灵派”从京城退出，“性灵派”主场移回湖北后诗词的内容已经越发转向山水田园诗。
此时现实中文人表达自己情绪的意愿越发强烈，而山水田园诗显然不利于写情，这只会将“公安派”推向末路，袁宏道也试图发动新的诗词改革，他提出山水田园诗应该宗陶渊明为典范，学习陶渊明写景明志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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