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我想，摘录至此，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九十年代的女大学生的困惑和诘问。我想，她大约是在较为幸福甚至相当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压力，目前而言恐怕仅只是高考前的学业压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约也是人生较为顺达甚至相当顺达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对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与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吧？当然，既为父母，这操心还会延续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否出国？嫁什么人？洋人还是国人？等等……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是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但是从前的许多父母的人生是悲苦的。这悲苦清晰地印在从前的中国贫穷落后的底片上。

    但是从前的儿女从这底片上眼睁睁地看到了父母人生的大悲大苦。从前的儿女谁个没有靠了自己的人生努力而使父母过上几天幸福日子的愿望呢？

    但是那压在父母身上的贫穷与悲苦，非是从前的儿女们所能推得开的。

    所以才有老舍先生因自己的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之永远的内疚……

    所以才有季羡林先生“不该离开故乡，不该离开母亲”之永远的悔；以及“真想一头撞死在母亲的棺木上，随母亲于地下”之大哭大恸；以及后来“一想到，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的哀思……

    所以才有萧乾先生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的辛酸一幕……

    所以“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句中国话，往往令中国的许多儿女们“此恨绵绵无绝期”。

    中国的孝文化，何尝不是中国的穷的历史的一类注脚呢？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是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唯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岂是一个“孝”字所能了结的？！老舍先生《我的母亲》一文最后四个字——“心痛！心痛！”道出了他们千种的内疚，万般的悲怆。使读了的后人，除默默愀然，真的“还能再说什么呢”？放眼今天之中国——贫穷依然在乡村在城市咄咄逼人地存在着。今天仍有许许多多在贫穷中坚忍地自撑自熬的父母，从背后无怨无悔地推他们一步三回头的儿女踏上求学成才之路。据统计，全国约有百万贫困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将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栋梁。

    老舍先生的“心痛”，季羡林先生“永久的悔”，萧乾先生欲说还休的伤感回忆，我想，恐怕今天和以后，也还是许多儿女们要体验的。

    《生活时报》曾发表过一篇女博士悼念父亲的文章。那是经我推荐的——她的父亲病危了而嘱千万不要告诉她，因为她正在北京准备博士答辩——等她赶回家，老父已逝……

    朱德《母亲的回忆》的最后一段话是——“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当然是贫苦的生活）的人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达此大目标。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历代儿女们的孝心，才不至于泡在那么长久的悲怆和那么哀痛的眼泪里。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亲情才有大的前提成为温馨的天伦之乐；儿女们才能更理性地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会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而我这个所谓文人，是为那大目标做不了一丝一毫的贡献的。能做的国人，为了我们中国人以后的父母，努力呀！……


    第(3/3)页